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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九一八,有国才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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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九一八,有国才有家

发布日期:2017-09-13 00:00 来源:http://www.cqhac.com 点击:



唯有不忘曾经的耻辱的民族,才是有骨气有希望的民族!唯有对敌人不心存幻想的民族,才是明智的民族!唯有对敌人不心慈手软的民族,才是令敌人胆寒的民族!





今天这个日子,每个中国人都要铭记!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在搜索框里输入"九一八事变中日兵力对比”,反馈回的数字令小编万分惊讶。



1931年9月18日当天,驻沈阳的中国军队有步兵、装甲兵、军校学员、警戒部队共计1.2万人,装备有坦克、装甲车、各型火炮和欧洲进口的先进轻武器,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一支空军也驻扎沈阳,拥有各型飞机265架。无论从什么方面去评判,这都是一支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


而发动事变的日军有多少呢?据载,当日进攻北大营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拥有兵力600余人,普遍仅装备有步枪、机枪等轻武器。唯一的两门大口径火炮还是临近才偷偷运抵的,炮弹不充裕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引信,以致这些炮弹落在北大营里面时,大部分是哑弹,并无杀伤力。




以600人去进攻20倍兵力于己的敌国大城市,可能成功么?就算是那时参与事变日本军人也承认:这几乎是一场“毫无胜算的豪赌”。


然而,6个小时后,拥有8000余驻防兵力的北大营陷落。

8个小时后,整个沈阳城陷落。




据载,当日本士兵蹑手蹑脚打开中国军队武器库和兵工厂大门时,被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惊得合不拢嘴:迫击炮和各种口径大炮3019门,坦克和装甲车26辆,各式机关枪5864挺,各种步枪和手枪118206支,数不清的弹药……


这些武器,足以武装一支20万人的亚洲先进水平军队——而当时整个日本全国陆军的总兵力,也就是23万左右。


“豪赌者”最终付出的全部代价是,仅仅伤亡24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三倍多的土地。这片土地当时占中国经济总量一半左右,工农业资源极为丰富,工业基础在整个亚洲来看也颇为优越。


这极大扩充了日本的国家实力,同时使日本军人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侵略中国的步伐更加急不可耐起来。




有几组数字,能粗线条地描述这场事变为我们国家带来的沉重后果:


日军当年从东三省的中国银行掠走银元1亿、黄金16万斤


日军所占领的沈阳兵工厂,拥有机器8000余台、工人近2万人,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兵工厂之一,可以生产从220毫米重炮到装甲车,以及各型火炮、枪械、弹药,其三个月的枪械火炮产量就可以装备1个日军师团;




日军先后从东北掠走煤二亿二千三百万吨,生铁一千一百万吨,钢五百八十万吨,木材1.4亿立方米,粮食1.2亿吨……


从东北抢走的金银,最终成为日本扩军备战的军费;

从沈阳兵工厂生产的武器,最终成为日本兵屠戮我同胞的凶器;

从东北掠去的各类物资,最终成为支撑日本全面侵华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物资基础。




我们曾试想,如果当年没有“不抵抗”的命令,如果中国军队奋起反抗,那一小撮“豪赌者”的豪赌是否就能成功?如果中国没有失去东北,而是利用东北的资源充实国家实力,那么日本可还有胆量和实力,挑起灭亡整个中国的战争?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开始了其灭亡中国的步骤,此后14年的侵华战争中,中国26省、1500余县市、600余万平方公里国土沦丧,军民死伤2000万……


国歌歌词里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我们声讨日本侵略者的贪婪无耻、阴险狡诈、凶残成性,痛骂国民政府和军阀的丧权辱国、奴颜婢膝、软弱无能。


我们会为“不抵抗政策”所痛心、悲愤、长叹、挥泪。




但偶尔我们也会有疑问:为什么“九一八”就这么轻易发生了?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会孱弱怯懦到如此程度?


蒋介石的理由是,中日实力悬殊太大,攘外须先安内,中国尚未做好抗战准备,且张学良是地方军阀,和南京政府离心离德,不听指挥,还有就是轻信了国联。


张学良的理由是,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蒋介石国民政府不给钱、不给武器弹药、不给援兵,支持不力,让东北军独自去拉仇恨担伤害,所以不想做无畏的牺牲。



蒋介石与张学良


面对这两条理由,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表示笑而不语。


据记载,石原莞尔在策划“九一八”事变以前,曾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进行“考察”。考察之后,石原向他的关东军同僚夸下海口:只要有三千精兵,甚至只装备竹刀都能占领东北。


可以想象,石原此话一出口,同僚们必是怀疑的。当时在东北的中国军队足足有三四十万人,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日本关东军总共才不到2万。




可“九一八”后,日本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整个东北,几乎就是石原所夸口的那样。


石原不可能预测到中国军队统帅会第一时间发布“不抵抗命令”,更不能预测到这支纪律观念一向不怎么严的中国军队,居然全部都能不打折扣地执行这道命令。


但石原却看清了一点:在东北的中国军队,从统帅到士兵,都存在着深深的恐日情绪,并已丧失了民族自信。



据记载,当事变前沈阳局势已相当紧张的时候,驻沈阳的中日军队都进行了实兵演习。


日军的演习科目,是怎么样进攻中国军队据守的重要据点,而中国军队的演习,是怎么样在日军进攻时撤退。




但就算经过演习,中国军队在事变时的撤退依然没有做到“转进如风”。驻北大营的一个“模范旅”,在遭到数量远逊于己的日军射击后就仓惶而逃,不但大部分武器、包括6辆坦克都丢得干干净净,还有不少士兵甚至连排长都偷偷离队。


狼狈如此,也真是醉了。


“模范旅”尚且如此,那其他部队呢?


据记载,事变前两天曾有一支2000人左右的中国军队驻扎沈阳,可指挥官看到形势紧张心惊胆战,大战当前,把整支部队紧急撤往别处。




驻沈阳城的一些警戒部队,听到炮声一响就惊慌失措,有的把武器往库房一锁就撤,有的直接开门揖盗,有的干脆就自行解散。


讲武堂的军校学员们倒是曾义愤填膺地要求抵抗,可当占领北大营的日军开始调头攻击讲武堂后,立即偃旗息鼓,纷纷撤退。


空军基地的指挥官在机场陷落前也曾试图组织飞行员把飞机飞离沈阳,但找了半天,竟然没有一位飞行员敢回来开飞机。后来,一小队日军在这个空军基地贴了个告示后,全部265架飞机连同整个空军基地也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这样的军队,就算没有那道“不抵抗”命令,就能实施有效抵抗么?这样的军队,就算再增加一倍两倍,就能抵抗600日军么?


一支未战而心先败的军队,无论如何也取得不了战斗的胜利;一群丧失民族自信心的国民,唯一的下场就是当亡国奴。




石原莞尔自认为看得很透:中国的民族精神当时已经沦丧。


从1931年往上数37年,1894年甲午战争,日军从朝鲜涌进东北,败清军、割台湾、占辽东、屠旅顺,索赔军费2.3亿两。


1900年庚子国变,以日军为主的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屠城、抢劫、索要赔款4.5亿两,慈禧太后毫无节操地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1904年日俄战争,日军和俄军因分赃不均大打出手,双方几十万军队在中国的东北毫无顾忌地野蛮杀戮,当时的清政府刷新了无耻的下限,居然宣布中立。而鲁迅在纪录片里看到了日军枪毙当“俄国间谍”的中国人,居然有一群围观的中国人拍手叫好。




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曾一度展现展现出革命自救的气象,但很快因参与者各怀鬼胎而失败。而后,这片大地陷入无尽的混乱之中,皇帝退位了,军阀大帅占地为王、打打杀杀、永不停息,而人民流离失所、朝不保夕。




太多的苦难、连续的挫折、无尽的失败,以致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产生了极为严重的精神危机——

精英们开始极度的崇洋媚外,甚至吃里扒外;

普通国民只知道有大帅,却不知道有国家;

持枪的军人只知道为军阀卖命能混口饭吃,却不知道因何而战、为何而战。


在石原莞尔看来,这样国家就如同一个空心的玻璃巨人,尽管看起来十分庞大,但只要轻轻一击,就必然轰然倒地。


1931年9月18日那一日,他们早已经饥渴难耐了。




可是,日本人极大低估了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积淀的民族所具有的顽强韧性。


每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总会有那么一批人站出来。他们可能年龄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党派不同,但他们拥有着一个相同信念:绝不当亡国奴




从北大营第一声枪响起的那一刻起,中国人的怒吼与反抗就从未停止过。就算明知被政府统帅所抛弃,就算明知自己孤立无援危险重重,就算明知敌强我弱必死无疑,但这批人依旧是不计生死、慷慨而行。




沈阳兵工厂陷落后,工人们不甘为虎作伥,其中有不少工人携带拆散的机器钻进了原始森林的最深处。在那里,他们依靠水力驱动机床,制造出了简陋的机枪、步枪、子弹、手榴弹等武器。而这些武器的使用者们有一个共同称谓:抗联战士。



抗联战士


据说,在东北沦陷的日子里,那些去大山深处套木头为生的农民会经常看见他们,那些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意志坚定,气势昂扬。他们是不愿意抛弃国土家园的士兵、工人、农民、猎户甚至土匪聚集而成。


他们没有飞机和大炮,他们没有粮饷和补给,甚至长期孤立无援。但他们始终在极端恶劣的冰天雪地中,14年如一日,坚持着自己的抗战。




正是他们的存在,令日本如鲠在喉,也使东北始终无法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稳定的后方基地。


于是,他们成了之后几十万、近百万日本关东军长期疯狂打击的目标。


他们曾经一次一次被包围和消灭,他们的热血染红一片片林海雪原,以致我们至今都无法统计出,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战士在那里献出了宝贵生命。


但遍布东北大地的清脆枪声始终显示着:他们如野草般生生不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



日军残忍杀害抗联战士


是什么支撑了他们如此强大的内心?


当中共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战至弹尽粮绝牺牲后,日军指挥官无法理解,在冰天雪地里长时间被围困、且完全断绝粮食的情况下,为何居然能坚持战斗五天。于是命人将他割头剖腹。结果发现,将军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在场的日本军人无不为之震惊。



中共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


我知道,那些日本人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其实正是支撑着我们民族得以延续五千年的密码,亦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魂魄






八十多年后,我们回望那一天,回味、缅怀、深思。


近代中国为何会被欺凌侵略?历史书告诉我们,是因为积贫积弱。


衡量富与贫的,不仅指物质,也指精神;判断强与弱的,不仅有体格,也有内心。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军阀经营东北几十年,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组建了庞大的军队,可谓富可敌国、剽悍强大,但600日军轻轻一击,便失魂落魄、人逃地失,为世人笑。这是真的富与强么?


林海雪原里的抗联战士,无衣无食无枪无弹,体格瘦弱,可谓一贫如洗、极度弱小,但他们却能坚持对抗日军14年,并最终坚持到了胜利日的到来。这是真的贫与弱么?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精神,再强壮的身体也必将备受欺凌没有精神,再智慧的头脑也注定碌碌无为。


于人于国,皆是如此。


为什么一个不到6000万人口的岛国敢于挑起灭亡4.5亿人口大国的战争?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民穷国弱,更是因为我们民族精神的沉沦:别人一发狠,中国人就怕;别人一瞪眼,中国人就哆嗦,甚至是屠刀到头顶上也不敢反抗。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越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越会引起强盗的垂涎,“九一八”是早晚的事,不被侵略掠夺才是怪事。


民族精神的沉沦,也唯独民族精神的振奋才可以救赎。幸运的是,正是在这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濒于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口,千百年传承而来的民族精神魂魄被重新激活,并迸发出强大的力量,它激励我们的先辈力挽狂澜,引领中华民族渡过生存危机,并终于迎来面向复兴的今天。


唯有内心强大者,才能完成自我救赎;唯有内心强大的民族,才能支撑起国家的真正富强。


我们的民族精神不可再沉沦,历史已经告诉过我们,一旦沉沦了,我们的人民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今天我们纪念“九一八”,要铭记,更要警醒。



历史影像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一段南满铁路的路轨,制造藉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图为烧毁中的北大营。



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炮火轰击北大营三小时后,有准备的日军步兵冲进北大营。日军左胳膊以白布条为记号。



9月18日夜,日军民暴动开始。图为手挥日军旗侵入我防线之一刹那。



9月18日夜,日军民暴动开始。图为手挥日军旗侵入我防线之一刹那。



沈阳城内日侨,由日军发给枪械,协助暴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人伪造证据,用数块枕木及军帽枪支,诬我军先进攻南满铁路。



日人用土封闭北大营西门,以作我军备战之藉口。



日军19日占领沈阳。图为日军装甲车开进沈阳。



日军进沈阳城



日军占领我东北兵工厂。



日军进沈阳城



1931年,日军在沈阳随意拘捕市民,进行审讯、残害,以清除抗日民众。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屠杀中国民众



9月19日,东京《日日新闻》以头条消息报道柳条沟事件。



日军以武力占领东北后,在东北各地为战死日军修建“忠灵塔”,并强迫人们参拜这些“忠灵塔”。图为在奉天(沈阳)修建的“忠灵塔”。



他们值得被铭记


英雄悲歌 气吞山河


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1940年2月23日,他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孤身与日伪军周旋数日后,壮烈牺牲。


慷慨赴死 从容赴难


张自忠(1891—1940),山东临清人。这位曾击溃有“铁军”之称的板垣师团的抗日名将,在1940年湖北“枣宜战役”中,身中5枪、1刀、1炮后壮烈殉国,成为国民党牺牲在抗战前线的最高阶将领。


马革裹尸以报国


佟麟阁(1892-1937),原名佟凌阁,河北保定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卢沟桥争夺战打响后,他慷慨陈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誓与卢沟桥共存亡。


英名永在 一世忠魂


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作战时牺牲,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只剩一人也要守住阵地


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人。1937正在去四川的郝梦龄在得知卢沟桥事变后,立即自重庆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10月16日,在山西大白水前线忻口会战中壮烈殉国,是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粉碎日军“扫荡”


左权(1905—1942),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高级将领。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牺牲,年仅37岁。


86年过去了,

今日,我们仍然需要重提“九一八”,

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而是决不能让悲剧再度重演!

而必须铭记和面对这段历史的,

除了我们,

还有大洋对岸的日本政府和人民。

让这穿越时空的警报长醒世人...



八十六年前

日军的铁蹄踏上中华民族的国土。

八十五年后,我们再次审视那段历史,

为的是唤醒沉痛的记忆,

为的是汲取向前的力量。

拨开历史的云雾,透过创伤,

看到只有八个鲜红的大字: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九一八·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做?

我们纪念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冤冤相报。经历过深重苦难的中华民族,为了今天的和平与繁荣付出了世所罕见的艰辛与牺牲,对和平无比珍视,倍加呵护。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和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牢记战争的教训,从苦难中汲取向上的力量,和平才会一直和我们同在。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这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品格力量,是一个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九一八事变”离我们86年了,但“九一八”作为民族苦难的印记,牢牢刻在了中国人记忆之中,并且要代代传递下去。


2017.9.18

从内心里讲,我们不愿意去纠缠那段充满血泪的历史,那毕竟仅仅代表着过去。


但若是这段令人悲痛的历史没有成为今天的教训,没有成为今天乃至于未来的警示,那么,很可能将会成为明天灾难的开端。


所以,当9.18日防空警报再次响彻中国上空,我们向死难同胞哀悼的同时,也一定要铭记:

 

国弱必挨打。一个国家如果不够强大,必然要受到其他国家的蔑视,必然要遭到其他国家的觊觎。

 

国强民才安。一个国家只有足够强大,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尊敬,国民的安全才能得到保证。

 

有国才有家。国家强大了,最终的受益者是千千万万个家庭,是每个家庭成员,是每一名生活在这片天空之下、国土之上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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